民做了士该做的事,分裂与失衡

    最近几部大片,赵氏孤儿我一直不看好。主要是陈凯歌自从无极砸了招牌还嘴硬以后,我就将他打入了另册。不过陈凯歌在南周的一番有些痛心疾首地辩白后,我倒是对他有了点理解和期待。
    不过出于对国产大片的清醒认识,我还是冷静地少释放一点期待。国产大片的一般规律是,宣传越猛烈,越令人失望。因为这次对赵氏孤儿没啥好印象,看完后反而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满意。
    有人质疑陈凯歌矮化了程婴。我倒是觉得,古代历史中的英雄们,基本都是人们臆想的产品。既然伏羲可以人面蛇身,黄帝可以呼风唤雨制造司南,汉高祖可以斩白蛇,刘备可以大耳垂肩,那么为了朋友抛弃妻子苟活二十年完成复仇大业然后自杀,这样的人与事是否真的存在,那就很可疑了。整个赵氏孤儿的故事不都是太史公丰富想象力的结果吗。相比较更不靠谱的所谓历史,我更愿意相信程婴的遭遇正如电影所述,是个无法左右大时代的小人物,他有自己的无奈与坚韧,他并不像那些历史中所谓的英雄,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了某某某去死,为了某某某抛弃自己的妻儿。一个平民身份有些懦弱的程婴,才更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正常人。
    屠岸贾也并不是那种单纯的坏人。中国人有着忠奸善恶分明的极端性格,好人一路好下去,坏蛋就一路烂到底。而这部电影中,屠岸贾的软弱与挣扎突破了单纯的善恶观。他和平民化的程婴让这样一部悲剧有了一些温馨和人性的光彩,也有了更多的思辨的味道。单纯的快意恩仇固然过瘾,但赵氏孤儿中的不忍与怯懦更值得人去玩味。
    赵氏孤儿的节奏是慢悠悠的,估计陈凯歌这次想从容不迫地说故事。可长镜头太多,长镜头所描述的也尽是些琐碎生活。这让本来两个小时的电影,带给了我将近3个小时的观影感受,这算不算是意外收获?
    电影中有一些历史细节的问题,就不一一指正了,这是国产大片的通病。
    尽管陈凯歌的导演历史上有不光彩的几笔,但是对这部片子,我还是要说句,还行,不错,要是没了黄晓明,那就更好了。他啊,一失足成千古恨……

叙事电影与小说一样,关键在于塑造人物,可以说,主要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基本上决定了一部叙事电影的艺术质量。遗憾的是,在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中,笔者看到的却是满片分裂的人物以及其所折射出的伦理诉求的失衡。

即便从《史记·赵世家》算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铺展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此之久,能够与各个时代的人产生精神共鸣而不衰竭,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成为文化的一个母题。在这一母题上承载着复杂而连续的价值象征,每个时代对这一故事的不同改写则反映出这套价值象征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变异的。
        《史记》中记载的故事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个人智慧狡黠的光芒,这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氛围是相契合的;待到元代纪君祥的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程婴的身份由门客变为民间医生,同时情节也更为离奇曲折,这是元杂剧更为贴近市民心理的情感取向的反映;当这个著名的中国悲剧被伏尔泰介绍到法国时,俨然成了“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两个当代话剧中,复仇的主题都被有意淡化(甚至放弃),被强化的是个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中的无奈这一具有现代人性论高度的主题。
        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当然也意味着对这种原型故事的改写。为了与现代观众达成心理默契,电影必然会在这个故事中加入当代观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价值和情感。同时,商业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以及导演个人的趣味和艺术追求也会对这种改写产生影响。放眼望去,中国导演中无论就文化修养还是艺术水准而言,最有可能用电影对赵氏孤儿完成文化改写的,非陈凯歌莫属。也正是因此,普通观众和文化人士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有可能酿成一起文化事件的。
        改写的第一步是对依附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之上的原有价值系统的解构。从《史记》中、从元杂剧里,从程婴这个人物身上陈凯歌看到了什么?他是一位大忠大义之士,或者换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忠是臣对君、仆对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义则是人与人之间超越阶级关系主动建立的一种情感契约,但无论是忠还是义,放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都是贵族的道德,唯有士才有可能舍身取义,这与民是不相干的。陈凯歌对忠义的解构和重建带着他浓厚的个人色彩。经历过文革,不断声称自己的“青春被政治绑架”的陈凯歌必然对“忠”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和揪心之痛。对他而言,忠除了是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还意味着一种刻板的成见,意味着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而对于英雄,陈凯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只知道一种英雄:一种高、大、全,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牺牲自己的英雄。西方式的悲剧英雄始终是他的文化基因中完全陌生的东西。于是这两者,便成了青春期过后重新接受启蒙的陈凯歌极力要消除的价值。如果说《孩子王》的结尾,乡村教师叮嘱学生王福的话“永远不要抄书”是对“忠”的否定的话,《刺秦》中则以来到秦王宫殿的荆轲突然讲起方言,变成一个小丑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英雄猥琐的一面。所以,到《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程婴延续了元杂剧中的身份,不是必须对主上“尽忠”的家臣,而是一名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江湖医生,是一介草民。整部《赵氏孤儿》,用陈凯歌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民干了士该干的事”。并且,这个民不是像士一样出于某种信念去主动牺牲,而是当命运把他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来时,在苏醒的人性面前,几乎被动地完成了他的义举。当庄姬“托孤”之时,程婴并非不怕,是对赵孤的同情使他选择了冒险;当屠岸贾全城“搜孤”时,程婴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救自己的孩子,是程妻无意间的举动导致了最后的牺牲;之后在公孙府上,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才真正地面对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所以,陈凯歌的程婴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不是为了忠与义去选择牺牲,他是最真实意义上的普通人(民),但这普通人却干了英雄才能干的事。
        现在的时代既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是殷切期盼英雄横空出世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真正天资禀赋超群之人怀着本能的戒备之心。好莱坞的策略是让一个个平庸之辈鬼使神差地成为超级英雄,使人人都过把英雄瘾。而反对英雄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抬出一种普遍的人性来:只要想想英雄也和最普通的庸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那英雄也便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赵氏孤儿》前半部分对程婴人性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代表电影处理任何情感和现实问题时抬出人性就都是合理的。实际上,由于过于频繁地祭出人性这面大旗,电影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始终处于失控的状态。
        电影刚开始,便在几位人物的处理上让人出乎预料。一是晋灵君竟如此之蠢。尽管《左传》有“晋灵君不君”的记载,但电影中的晋灵君不仅完全不懂为君之道,而且缺乏任何贵族教育的修养,智商也显然在常人以下,似乎活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是赵盾父子居然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的被灭门倒是应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江湖道理。如果也按照史实记载的话,孔子倒是称赞过赵盾:“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便将领悟到这样的人物处理是为了给屠岸贾的弑君与灭门行动提供某种合理解释。如果一部电影不需要英雄,那它同样也不需要真正的恶人,因为过于极端的恶也是让普遍人性感到尴尬的东西。屠岸贾并非真正十恶不赦的坏蛋,陈凯歌显然想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下赋予这个人物复杂的矛盾性,但在效果上,并没有前半部分对程婴的刻画成功。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各种前后不一致和莫名其妙举动撕碎的人。电影前半部分中这个人物诛杀赵氏亲族的冷血、挥刀劈向韩厥脸部的凶狠以及摔死程婴儿子时的阴毒到电影后半部分完全消失了,在继子面前,他成了一位慈父,一个让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快乐地享受着天伦时光的老人。
        由于一味地堆积人性的复杂性,电影的编剧过程出现了太多的硬伤,许多人物的行动缺乏前后一致,且充满扭捏之感。在“搜孤”、“救孤”阶段,电影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屠岸贾去区分哪个才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几经曲折之后,屠岸贾仍旧摇移不定,当终于确定并摔死赵孤后,导演以为观众搞清楚了,实际上观众却觉得导演自己搞糊涂了。因为,只要观众不是苍白的人性面前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常识,他们也会明白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杀一个与杀两个、甚至杀一百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各种古代文明中,都曾出现过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事。所以,表现普遍人性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抹杀人性标准的历史差别。
        电影中的韩厥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陈凯歌无法让他像在元杂剧中那样作为一名英雄及早死去,同时又要为黄晓明预留戏份和表演空间,最终,韩厥在几经转折之后,终于沦为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电影后半部分(既完成救孤行动后)对程婴这一重要人物进一步刻画上。陈凯歌说的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救一个孩子,常人也能做到。可是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对一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能在一次戏剧高潮行动中把程婴的人性刻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使这种人性保持一贯性并更为丰满。程婴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仿佛死了,他由于缺乏真实的行动动机已经沦为行尸走肉,他最大的失败则体现在对赵孤的教育上。陈凯歌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对元杂剧剧本的微小改动将会使故事的情节结构完全散架。被屠岸贾杀死妻子的程婴不可能再携赵孤改姓投到前者门下,屠岸贾也不可能收留他,这不是反人性,而是违背人之常情。同样,因“救孤”行动而人性丰满起来的程婴口口声声说要让长大后的程婴站到屠岸贾面前,说出他是谁,这一意在使屠岸的一生沦为笑柄的举动充满了深切的仇恨,但对于“被认贼作父”的赵孤来说,这种由别人安排的命运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走到了任何普遍人性的反面。由于其间的伦理关系没有理清,《赵氏孤儿》在后半段迅速地沦为一出闹剧,对赵孤的养育过程俨然成了两位“离异”的父亲对儿子监护权的争夺战,一方心怀不轨地讨好儿子,却又不敢对他明言,只是暗暗希望终有一天儿子能阴人家一着,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另一方则一边对养子爱护有加,一边人格分裂般地向他灌输虚无主义教育,让他“什么也不要相信。”而韩厥的身份则像一位“第三者”,一遍撺掇程婴把儿子完全夺过来,一边致力于把“原配”那方彻底整死。
        无论陈凯歌把普遍人性提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他没有完全解构复仇行动,《赵氏孤儿》便不可避免地会展现不同的人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将暗示某些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是超乎人性原则之上的。只是,经由“养孤”过程一番无厘头的胡闹,当真正的复仇来临的时候,这一原本应带着血腥和救赎感的行动已经失却了力量。屠岸贾往程婴身体轻轻地一刺,赵孤再往屠岸贾身体轻轻地一刺,复仇便告完成了,这不是仪式,而更像是过家家,它带来的也不是救赎和重生,而是让人因终于可以不再纠结而长舒一口气。
        从《梅兰芳》到《赵氏孤儿》,陈凯歌这两年的电影都呈现出虎头蛇尾、艺术与商业彼此割裂的特点。《梅兰芳》的第一段,说好的人太多,可见他拍《霸王别姬》时的功力并未消退。《赵氏孤儿》同样是如此,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有条不紊,让人想起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两部电影中,陈凯歌似乎都在开头过一把艺术的瘾,把自己想表达的都表达了,之后便按商业的路子来,剧情、人物、情感各方面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全冒了出来。《赵氏孤儿》中对程婴成功刻画的部分也是陈凯歌从精英意识的角度对于人性展开的思考,就商业电影而论,陈凯歌并未能够放下身段与大众心理真正打成一片。而让他完全从娱乐大众的角度(像张艺谋那样)拍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他也未必乐意。
        如果说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暗示了群众与精英之间确实存在着人性沟通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未必就是在普遍人性的要求下完全抹除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像陈凯歌那样随意地从上半部艺术过渡到下半部商业,而是尽可能地理清各自的兴趣和责任范围,以谋求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合作。

与传统故事文本不同,陈凯歌在《赵氏孤儿》中把程婴作为主要人物来塑造,相较于程婴的心路和人生历程的展现,赵孤的成长经历已经退居次席。在影片中,观众处处能感受到导演将舍生取义的“士为知己者死”转换为“民做了士该做的事”的叙事重点的转移,葛优扮演的程婴在影片中不再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赵家门客,而是一个基本与赵家毫无干系的郎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立意,如果能准确的传达出来,无疑将对反映出导演对历史洪流中小人物命运的悲悯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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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从程婴第一次出现在赵家被屠杀的剧烈戏剧冲突戏分中开始,这一小人物的性格刻画就被破坏了。当庄姬恳求程婴带走刚出世的婴儿时,程婴在简单的犹豫后就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面对敌方战将韩厥的暴力抢夺,手无缚鸡之力的程婴居然奋不顾身的与之搏斗,在这一刻,观众看到的完全是一个“舍生取义”的程婴,全无小人物的猥琐求全。其实,如果按照导演的既定理念,此时应该将程婴置于一个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带出婴儿的困境,把他的主动救孤变为被动的不得不救,才更符合叙事逻辑。可以说,从这里程婴就已经被埋下了“人格分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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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程婴夫人误将自己的孩子的情节交出应当说处理的很巧妙,程婴妻儿的暴死已将程婴逼向了绝境,此时的程婴因仇恨而收养赵孤,继而苦心策划了带着赵孤投入屠岸贾门下的复仇大计,接下来才展开了整部影片的叙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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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又出现在屠岸贾与程婴二人的性格对比上,从影片一开始,影片就多次表现了国君与赵家欺辱屠岸贾的情节,在国君-赵氏集团与屠岸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观众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国君的荒淫、赵氏父子的盛气凌人,以及屠岸贾的忍气吞声,这无形中已经唤起了观众对屠岸贾的同情。当程婴带着赵孤来做屠岸贾门客后,导演又让程婴变成一个处处呵护养子、生怕出什么意外的溺爱父亲,反而是屠岸贾带着赵孤外出游玩、打闹,并教导其为人处世之道。此时,在屠岸贾、程婴、赵孤三人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类似父-母-子的准家庭结构,当屠岸贾任由小赵孤在府中嬉戏而不加阻挠时,当屠岸贾赠与小赵孤木剑并传其剑术时,当屠岸贾与小赵孤并肩躺在草地上喟叹人生险恶、敌人强大时,观众们看到的是一颗在权力场上杀伐半生、早已心生倦意的疲惫心灵,是一个虽内心阴骘但仍然舔犊情深的慈祥父亲。影片进行到这,屠岸贾的形象无疑已经变得比程婴更加立体和丰富。接下来,屠岸贾对赵孤的“父爱”之情在他得知赵孤的真实身份时又被渲染到了高潮,屠岸贾完全有机会借战场敌军之手除掉赵孤,但在饱受内心煎熬后他还是选择救下了赵孤,可以说,此时的屠岸贾对赵孤不仅有情有意,而且有着再造之恩。此时,在屠岸贾的有意“纵容”下,程婴的处心积虑策划的复仇大计已经变成了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所以,当最后程婴对赵孤揭晓其身世之谜并带领赵孤杀入屠岸贾府中时,其情感震撼早就被稀释殆尽,屠岸贾分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场打斗后屠岸贾命丧黄泉,留给观众的形象却是一个狠毒与慈爱并存、杀人不眨眼与自我牺牲精神同在的殁世枭雄。毫无疑问,在影片的主体叙事段落里,屠岸贾之于程婴已经喧宾夺主,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认同有血有肉的屠岸贾而非“人格分裂”的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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